免除子女贍養義務的立法與實踐檢視

       （一）父母對子女現實利益的侵害

        近年來，父母因不履行監護職責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而被撤銷監護權的案例時有發生，本應作為未成年人最大利益考量者的父母，卻對未成年人的身心造成了嚴重的傷害，且由于我國監護權撤銷制度不健全，在預防與發現環節并沒有賦予一些有能力并理應承擔撤銷訴訟的主體以訴訟資格，如檢察機關、臨時監護人等，致使未成年人在備受身心煎熬后才得以獲得解脫。監護權撤銷后相應安置與監督制度的缺乏，導致未成年人即使可以從不負責任的家庭中解脫出來，也很難得到穩妥的安置，撫養孩子所需花費的時間成本與金錢成本往往會使未成年人的其他監護人相互推諉監護責任；我國現行《收養法》中過于嚴苛的收養條件事實上阻礙了此類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擁有新的家庭；為避免未成年人處于無人監管的境地，兜底性的民政部門作為政府機關的組成部分，實際很難承擔兒童監護責任使未成年人擁有正常孩子的生活。因此，父母監護權被撤銷，未成年人的成長環境與生活狀況并不盡如人意，而父母未盡到相應的撫養和監護義務是這一社會問題產生的源頭。父母的不盡職也將自身的受贍養權推向了尷尬的境地，父母被撤銷監護權后，無論父母是不履行監護職責，還是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都會嚴重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甚至影響其今后的人生軌跡，子女應如何面對被撤銷監護權的父母，是否應盡贍養義務為其養老送終，這已不再是一個社會道德問題，而是上升到了法律的層面。

       （二）免除子女贍養義務的立法不足

        我國《婚姻法》第21條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父母不履行撫養義務時，未成年的或不能獨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給撫養費的權利。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的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給贍養費的權利。雖然法律將撫養和贍養規定在了一起，但兩者是相互獨立的，子女對父母的贍養不以父母盡到撫養義務為前提，只以父母需要贍養為條件，贍養是子女的法定強制義務。而《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 19條的規定更是強化了這一理念。父母監護權的撤銷，并不意味著父母子女關系的解除，此關系的維系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因此，撤銷監護權并不當然等同于免除了子女的法定贍養義務。

        1.恢復監護權是否影響子女的贍養義務

        《民法總則》第38條新增了監護恢復制度，《意見》中對監護恢復的時間和資格做了更為詳盡的規定。父母不履行監護職責，無論是主觀原因還是客觀原因，都存在恢復監護權的可能性，而父母若實施了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犯罪，一般是不被允許恢復監護資格的。父母曾因過錯被撤銷監護權，但由于其主動申請恢復監護資格，且監護意愿強烈、擁有良好的悔改表現、有足夠的監護能力，法院出于對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考慮，會恢復此類父母的監護權，???那么被恢復監護資格的父母的受贍養權是否因其曾被撤銷過監護權而受到影響和限制，雖然父母“知錯能改”，但是其不盡監護職責曾給未成年人留下了身心創傷，且有些過錯是無法彌補的，子女能否以此為由，拒絕或減少對父母承擔贍養義務，我國目前法律并未明確規定。

       2.收養關系的形成與解除如何影響子女的贍養義務

       父母監護權撤銷后，符合法定收養條件且經過法定收養程序形成新的收養關系是我國目前唯 一明確免除子女贍養義務的情形，《婚姻法》第26條規定：養子女和生父母間的權利和義務，因收養關系的成立而消除。由此可推知，收養關系確立后，養子女與生父母之間不再具有父母子女關系，而成為了法律上的陌生人，養子女對生父母的贍養義務按照法律規定被消除。如若收養關系基于法定事由解除后，《收養法》第30條規定，經養父母撫養的成年養子女，對缺乏勞動能力又缺乏生活來源的養父母，應當對養父母盡物質層面的贍養義務，但并未對精神層面的贍養做強制性規定，且依據《收養法》第29條，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他近親屬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即行消除，未成年養子女與生父母及其他近親屬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自行恢復，而成年養子女與生父母及其他近親屬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是否恢復，可以協商確定，對于恢復權利義務關系的生父母，其贍養權是否因未成年人曾被他人收養而受到限制，法律并未明確規定。

       （三）限制父母受贍養權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

       從《復函》傳達出的精神可以看出，父母有意不盡撫養義務時，子女有理由拒絕父母的贍養要求，但基于人道主義，可以說服子女給予父母適當經濟照顧，若本人堅決不同意也不得勉強；但若父母卻因生活所迫而無力撫養子女，子女仍應對父母盡贍養義務，一般限于生活費的給付。由于我國的監護權撤銷制度近年來才得以完善并運用于司法實踐中，因而最高人民法院尚未發布有關監護權撤銷與贍養免除之間關系的案例，而各地法院的做法則不統一。

       有些法院的做法與最高院復函精神一致，認可在一定情況下免除子女的贍養責任。在“老戴起訴小戴未盡贍養義務”的案件中，老戴由于入獄服刑而未履行對兒子的撫養義務，出獄后不久患病住院且喪失勞動能力，小戴以父親未盡撫養義務為由拒絕承擔對老戴的贍養義務，最終江蘇省鎮江市京口區法院判決小戴給付父親生活費，法院認為本案中老戴只是沒有能力撫養子女，并非主觀惡意，子女不應也不可以此為由拒絕履行贍養義務；若老戴主觀上有意不盡撫養義務，則可剝奪其受贍養權。在“袁興訴子女給付贍養費”一案中，當地法院認為雖然袁興有意不盡撫養義務，但由于其未構成惡意遺棄和虐待，仍可獲得贍養費，只是贍養費的數目與其要求差距較大，法院還是考慮到了袁興有意未盡撫養義務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參考了最高院的意見。有學者認為此案的判決是比較恰當的，根據中國法律的精神，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撫養義務，可以說是無條件的，不論在什么情況下，父母都要撫養自己未成年的子女。但是子女贍養父母的義務，要有一定的條件，比如說子女必須是成年子女，法院在判決贍養費的數額的時候，要考慮到成年子女的給付能力，另外還要考慮父母的實際困難程度，另外還要考慮當地的生活水平，考慮各方面的因素，最后作出一個比較恰當的判決。

       有些判決則與最高院批復精神不符。在“牛慶英訴子女給付贍養費案”中，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人民法院認為，成年子女對于因離婚而未能盡撫養義務的父母的贍養責任不得免除，但并未闡明“因離婚而未盡撫養義務”是否應區分存在主觀故意的情形，該法院認為“贍養父母是子女應盡的義務，不因任何事由而發生改變”，和最高法院批復精神向左，在“劉先春與胡曉慶贍養糾紛案”中，宜都市人民法院的判決也是如此。據《現代金報》報道，浙江慈溪60歲的范女士將曾經拋棄的兩個女兒起訴至法庭，要求其負擔醫療費和生活費，當地法院判決女兒應當支付生活費，《法制日報》也評論稱，父母不盡贍養義務不影響其受贍養權。再如“張振華、楊愛蓮與被告黃大鵬、張翼、黃亞莉贍養糾紛”一案，三兄妹以父母未盡撫養義務為由拒絕 對其進行贍養，但眉縣人民法院認為，從權利與義務對等性原則來說，父母未盡撫養義務，不應該要求子女履行贍養義務；但婚姻法及其它法律法規并未規定父母未盡撫養義務，子女就必然不盡贍養義務。父母應盡的撫養義務，與其要求子女應盡的贍養義務是兩個階段不同的內涵要求，不具有必然的邏輯性。法律并未賦予子女父母無犯罪情形下道德抗辯權法律化。父母未盡撫養義務，只是應受道德的譴責性；如果涉及犯罪，應受刑罰懲罰。換言之，該法院認為無論是父母未履行贍養義務，還是因此對未成年子女構成犯罪，子女都因法律未明確規定剝奪父母的受贍養權而要承擔對父母的贍養義務。該法院還特意強調子女的贍養不只包括物質贍養，還包括精神贍養，因此，子女的精神贍養義務也不得因父母未盡撫養義務而免除。